日本史

杜鲁门意识到了日本的和平试探，但他怀疑他们的诚意，所以没有表示接受试探。他也不想对日本人表示宽大，尤其是在他得到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试爆成功的消息之后。7月26日，同盟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或者面对彻底的毁灭。公告进一步要求日本政府肃清军国主义领导人，解除军队的武装，把日本的主权限制在明治初期确定的领土边界内，接受同盟国军队占领日本本土，而对于日本被尊崇的国体根基即天皇的命运则只字未提。 铃木贯太郎陷入了困境，军队依然决意将战争进行到底；此外，无论内阁的一些成员多么倾向于和平，他们却无法接受一个开放式的投降。投降就要允许外国占领军推翻天皇制，把日本的统治君主作为普通战犯起诉。只要占领军愿意，他们就会这样做。铃木贯太郎害怕如果他完全拒绝《波茨坦公告》的条件，会进一步激怒杜鲁门，于是宣布日本只能对公告“不予理会”。这位78岁的首相用了不适当的措辞，他原来的用词“默杀”，除了可作“不予置评”外，亦可翻译成“不予理会”（当时的译员在把首相的声明译成英文时，恰恰选择了第二种解释，于是盟国方面认为日本拒绝了公告的要求。——译注）。于是杜鲁门决定，对早已处于崩溃边缘的日本施以无限制的暴力。 7月24日，杜鲁门授权美国军队的战略空军对日本使用“特殊炸弹”，因为铃木内阁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由于欧洲的战争已经结束，美国人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除了避免更多地损失美国人的生命，总统也在提防着苏联。苏联人正在伪满洲国边界召集军队，准备从北海道穿越海峡。如果杜鲁门能在苏军参战之前结束太平洋战争，他就能排除日本分裂的可能性，从而避免一分为二的德国给战后欧洲造成的那种问题。 此外，杜鲁门刚接任总统不久，而制造原子弹的计划已形成了他自己的无尽动力，每个与此有关的人都希望原子弹能被使用，那正是美国花了这么多金钱和努力来发展它的原因。对于自己的总统地位还没有把握的杜鲁门看不到有什么充分理由质疑这种设想，也未曾详细考虑两种选择：把原子弹投到日本，比如在某个荒岛上搞一个示威性的爆炸；还是仅仅等着连续不断的轰炸和美国海军封锁的双管齐下，迫使日本投降。另外，他也消除了可能会有的关于使用新武器的任何道德顾虑，他不过是在用可利用的最好技术尽快结束一场可怕的战争而已。“别误会，”他写道，“我认为原子弹是一种军事武器，我从不怀疑应该使用它。” 后来，杜鲁门及其顾问声称，使用原子弹挽救了许多生命。1947年，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的国防秘书亨利·L.斯廷森给《哈泼斯杂志》写了一篇特殊的文章，成为政府的官方同意杜鲁门对事情说法的版本。1945年秋入侵九州，第二年春再在本州登陆，斯廷森写道，将会“单给美国军队就造成100万人以上的伤亡”。然而，这位秘书显然凭空捏造了这个数字，因为根据1945年7月军队递交给杜鲁门的报告预测，计划登陆九州最多会导致美军33.5万人伤亡或失踪。与美国军队可能损失的这个数字相比，杜鲁门知道，一旦他的空军往不设防的日本城市扔下新研制的原子弹，爆炸“将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和伤亡”。然而，在一场没有多少人会把另一方看作人类同胞的战争中，杜鲁门和斯廷森认为这种牺牲是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 8月6日早晨8时15分，一架B-29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朝广岛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投下了一颗长约30米，直径约7米的“特殊炸弹”。原子弹在离地面1600英尺处爆炸，下面核爆中心的温度超过了华氏7000度。爆炸半径约200公里范围内的一切都被烧毁，在这个致命范围内所有受热浪烧灼的人都死了，他们的皮肤和内脏都被难以置信的温度烧得爆裂。一股冲击波以光速从核爆中心向外扩散，把混凝土建筑物夷为平地，把木头房子炸成碎片，使人体支离破碎。到处都是核辐射。大火荼毒着城市，湿气聚集在飘扬的灰烬上，后又形成放射性的“黑雨”落回到地面。没有广岛死亡者的精确数字，虽然1977年政府估计人数介于13万至14万之间。 8月8日，外务省监听员听到苏联的无线电广播宣布，苏联要对日本宣战，将出兵满洲、千岛群岛和朝鲜。第二天，即8月9日正午之前，美国人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杀死了6万至7万人。现在总计约有50万平民在对日本城市的轰炸中遇难。经过所有这些苦难，陆相和海陆军参谋长仍然拒绝同意铃木首相的投降要求。他们认为，还是可以设法避免彻底失败，继续抵抗可能还会使美国人保证战后天皇的存在。 8月9日至10日晚及8月14日晨，铃木首相两次召开了御前会议，请求天皇干预，打破他与军方之间的僵局。每次发言天皇都代表着和平的努力，在第二次会议上，他命令军方遵从他的愿望。当天晚上，天皇在结束战争的诏书上盖印，然后录制了次日要广播的内容。8月15日正午，日本人民挤在家里的收音机旁，或聚集在村里连在收音机上的喇叭前，聆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这是日本历史上半神半人的天皇首次直接对他的臣民讲话，许多人不太听得懂天皇在赞扬日本人民为之奋斗和受苦的理想时，稍微有点古老的措辞。最后天皇号召他们“忍其所难忍”，接受失败以“为万世开太平”。 在这个厌倦了战争的国家，所有日本人，那些曾经欢迎过“大东亚战争”和遭受了战争可怕后果的人，都沉思默想着天皇关于国家未来的诏书。在东京，重新到海军参谋部任职的大西泷次郎中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一直争论投降是不可想象的。听完天皇的广播后，大西泷次郎回到家中，给日本的年轻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他称赞了他创建的“神风特攻队”死难飞行员的精神，并为他自己未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道歉，他号召日本青年听从天皇旨意，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然后，大西泷次郎抽出自己的佩刀，在腹部切出传统的十字形自杀了。当他奄奄一息地躺倒在地，鲜血流过铺着榻榻米的地板时，写下了这样一首遗诗： 清新明净，月光闪耀， 在可怕的风暴过后。 在480公里之遥的古城京都，河上肇也聆听了天皇的诏书。20世纪30年代，他因为参加地下共产党而被捕，在监禁中健康受到了损害。这位著名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从他自我安设的隐居处露面，写了两首诗： 啊，如此幸福， 活至今日， 看到战争结束 这珍贵的一天。 此刻我也 爬出病床， 看天空 如洗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