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像日本一样，普鲁士也是个新缔造的国家，由各种各样的半自治地区组成，它选择依靠强有力的行政部门和官僚机构树立自己的领导权，是因为实行民主的议会制统治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都非常薄弱。在天皇下诏的前一天，被太政官正式采纳的由岩仓具视提出的“基本原则”，明确授予君主任命所有国务大臣和高级官员的权力，规定内阁独立于议会，在议会对政府的财政控制失灵且议会又没有批准新的预算时，内阁可以宣布上年度的预算仍然有效。执政者对宪法纲要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委派伊藤博文起草具体文件。1882年3月，伊藤博文动身前往欧洲，与欧洲大陆一流的法学学者商议宪法问题。 制定宪法的承诺促使政权的反对派采取新的政治行动。许多反对者已被剥夺了参与讨论激发公众热情的宪法问题的权利，于是他们开始通过组建政党，为自己在即将来临的新体制中谋取更好的位置。诏书发布两周之后，板垣退助把“国会期成同盟”改组为“自由党”。该党以板垣退助为首，由赞同法国自由主义学说的常务委员会筹划事务，采用了提倡主权在民和强力议会，以及坚决保证个人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政纲。其他政党也很快加入竞争。1882年3月14日，就在伊藤博文前往欧洲的那一天，大隈重信宣布他有意成立“立宪改进党”，成员包括福泽谕吉以前的学生，比如宣传民权的犬养毅。“立宪改进党”自称是提倡英国式议会民主的温和党派，赢得了学生、城市知识分子和著名金融家的支持。不到一周的时间，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编福地源一郎和其他一些主要的新闻记者成立了“立宪帝政党”，支持政府的事业。 虽然大多数加入新政党的民权运动的成员仍然主要关心如何影响未来议会制的结构，但一些激进主义分子，其中许多人为自由党员，开始把精力转向群众示威运动，包括一些和宪政无关的示威。所谓的“福岛事件”，就是19世纪80年代早期12起以暴力收场的大规模示威运动中的第一例。1882年秋，东京政府任命萨摩藩的前武士三岛通庸为福岛县县令。三岛通庸是个意志坚强、思想固执，绝对忠于上级的人。他一上任就立即开始镇压福岛的民权运动，对倾向政府的立宪帝政党予以官方的支持，并宣布打算加倍征收地方税和征调民夫筑路。1875年石阳社的创始人、自由党福岛支部的负责人河野广中组织人们反抗三岛县令的“专制统治”，许多农民也拒绝纳税或参加筑路。在东京政府的支持下，三岛通庸迅速采取了行动。1882年11月28日，1000名左右的抗议者向警察局进发时，三岛通庸下令大规模逮捕自由党成员和同情者，其中六人，包括河野广中，后来被判犯有谋逆罪，并被处以长期监禁。在一次没有成功的报复活动中，邻县茨城县的自由党激进分子密谋暗杀三岛通庸和一些执政者。1884年9月23日，他们从根据地加波山发布了革命宣言，警察迅速出动镇压。一名起义者在战斗中丧生，幸存者中有六人被绞死，其余被监禁。 其他的抗议活动围绕着经济问题而发起，政府对此也同样无法容忍。1881年，大藏卿松方正义为了对付经济上通货膨胀的爆发，实行了通货紧缩政策。最后松方正义实现了目标，但付出的代价是持续了大约四年的严重的农村经济萧条。养蚕的农户和商品作物的小生产商遭受了尤其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依赖短期贷款，作物价格的下跌使他们无法偿还贷款。在日本各地，从北方的福岛县到南方的福冈县，受到催逼的农民组织成“负债党”、“困民党”，要求延期偿付债款和降低利率。在崎玉县东部多山的养蚕区秩父，农民的抗议演变成武装起义。当地的农民领袖，其中许多都是自由党人，呼吁县令降低税额并与当地债权人商议免除债务。截至1884年10月底，这些请求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农民组织军队洗劫了肆无忌惮的放债人的家，冲进官署销毁债务记录，威逼富人捐款救济贫民。东京政府立即出动军队镇压起义军。到11月10日，他们已经恢复了秩父的秩序。在短短的时间内3000多名农民被捕，1885年2月，政府绞死了秩父事件的5名领导人。 国家迅速果断且毫不手软的惩罚瓦解了民权运动，使自由党不敢再采取行动。1880年秋，该党投票决定自行解散。为了确保抗议的洪流不会再次爆发，政府对个别激进分子穷追不舍，例如，1885年警察逮捕了福田英子，因为她和情人怀着狂热天真的希望，认为朝鲜半岛上一个具有改革意识的政府会驱使明治政权在日本国内采取更进步的政策，因此他们密谋推翻朝鲜的君主政体，建立更开明的政权。两年后的1887年，执政团颁布了《保安条例》，对公共集会、言论、出版作了严格规定。新条例的核心第4条规定，东京警察首脑有权把居住在皇宫3公里内，任何被认为“图谋危害治安”的人驱逐出东京。条例颁布后的几日内，因为在福岛县的强硬表现而新近被任命为东京警察头子的三岛通庸，就逮捕和驱逐了570多名有嫌疑的激进主义分子，包括民权运动的几位著名人物。 在欧洲，伊藤博文似乎忘记了由福岛事件触发的日本乡村的喧嚷。后来他写道，他的欧洲之行是“为了尽可能彻底地研究立宪政治，包括它们的不同规定，以及由有影响的人物提出的理论与意见”。为了寻求这种智慧，伊藤博文先去了柏林，在那里和宪法专家鲁道夫·冯·格奈斯特和阿尔伯特·毛瑟进行了磋商。接着，伊藤博文又从柏林到维也纳，会见洛伦茨·冯·斯泰因。然后再前往巴黎、伦敦，在那里伊藤博文等人听了赫伯特·斯宾塞关于代议制政府理论的讲座。伊藤博文和西方最出色的宪法理论家的会谈和商讨，显然没有为他打开任何思想上的新视野，而是使他再次认定了头脑中一直以来相信的事理，以及1881年太政官采纳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日本对现代化和赢得国际社会尊敬的要求，只有通过缔造日本式的伊藤博文所谓的“立宪法治国”，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1883年8月，伊藤博文回到东京后报告说，他的意思是主权应该归于君主，统治权最好授予由国务大臣组成的内阁，它只对天皇负责，完全独立于议会，此外，对包括民选下议院在内的两院制议会应该只委以不完全的权力。 1884年，此前执政者对于他们想要的立宪制类型曾经看法不同，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如今想法已经统一，伊藤博文开始实施一些结构改革，以便为立宪政体做好准备。例如指定一些贵族组成议会中的上议院，组织内阁和官僚机构，最后，改革从1871年设县的地方政府开始。伊藤博文选择的时机很有利。19世纪70年代末由民权激进主义分子发动的请愿运动已迫使执政者保证1890年公布宪法，而政府对1884年运动的镇压，又为伊藤博文开辟了可以驰骋的空间。他要在达成一致的期限内提交宪法。毕竟，诏书是神圣的誓约，而且执政团无论如何都打算实行君主立宪制；但现在他可以自由地按部就班地进行必要的准备，起草一部无须和喧嚣的反对意见妥协的宪法。 伊藤博文的第一步是于1884年7月7日颁布诏令，即《华族令》，建立新的贵族制度。《华族令》效仿德国的做法，废除1869年制造的社会地位的区别，把新的华族身份授予508人，将华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列入华族的有旧朝廷贵族——用天皇的话来说，“祖先显赫，出身名门”，以及有功于新政权，尤其是“辅助朕躬恢复统治之文武百官”。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因此成为伯爵，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的后人则被封为侯爵，而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则依然是平民。所有华族都领受世袭俸禄，其中任职者在1890年召开首届议会时有资格进入上议院。 1885年12月，伊藤博文改革政府的行政部门，创立了内阁制度。当月，太政官被废除，代之以由总理大臣（首相）及若干负责各省的大臣组成的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责为协调政府政策的制定，签署法律条例，监督其他内阁成员的活动。理论上他们直接向正式任命他们的天皇负责。与此同时，新规定还详细说明各省应该如何处理事务，并规定各省必须选用“有才能的人”。 伊藤博文引进新的管理组织和程序时没有遇到多少障碍，主要是因为人们已经熟悉了近世早期的官僚机构和日常事务。虽然旧制度平稳地过渡到新制度，人们对内阁制却是毁誉不一。大多数西方观察者立即称赞日本的新内阁制，因为它体现了当时最受尊敬的近代官僚机构的观念，职位都规定了特定的职能，大臣以下的所有官员都经过考试并在自己的部门受过专门训练。然而，正如伊藤博文的批评者很快就注意到的，新制度也使得萨长藩阀加固了他们的权力基础：在最初的10名内阁大臣中，有8人来自前萨（摩）、长（州）二藩。伊藤博文本人就是长州人，是日本的第一任首相，在任时间从1885年的11月22日到把权柄交给萨摩人黑田清隆的1888年4月30日。 伊藤博文也很关心府县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县有朋令人信服地提出，稳定的地方政府是宪法成功颁布的一个必备先决条件。因为正如征兵，它能培育民众的忠诚和促进国民团结。伊藤博文给了山县有朋放手去干的权力，因此山县有朋向从德国邀请来的在宪法起草的最后阶段协助伊藤博文的阿尔伯特·毛瑟征求意见。“若问既然我国的传统实践中已有自治精神，为何请欧洲人起草法律，”山县有朋写道，“这是为了和大国现存的宪法步调一致，而德国的制度是最适合的。” 鉴于山县有朋的偏好，他和毛瑟商议后在1888年到1890年之间出台的那一套制度就不足为奇了。这套制度用使县、镇、村政府进一步向中央政府负责的更全面的组织结构，取代了旧的町奉行—町年寄和村长—五人组制。最后，新制度呈现出两副面孔：一方面，新法通过允许当地居民选举一些自己的官员来培育民众的忠诚；另一方面，作为这么一点点政治参与的交换，山县有朋希望下层民众绝对顺从，而且他让每一级行政当局都接受上一级官员的监督。盘踞在金字塔顶端的是具有制定政策和分派义务等广泛权力的内务省，结果已经没有多少空间留给在近世早期已成为村町生活特色的社区自治了。 宪法的最后起草工作开始于1885年，起先是在东京的伊藤府邸，后来移到伊藤博文在东京南面一个近海小岛夏岛的别墅，因为那里隐蔽且能看到富士山的美景。伊藤博文把某些亲信同僚，如长期以来的下属井上毅，以及德国人毛瑟和赫曼·罗埃斯勒聚集在他周围，后者于1878年离开罗斯托克大学成为日本外务省的顾问。三年来，这个小组准备、讨论、修改了无数草案，耐心推敲所提出的每一个条款的细微差别和含义，直到1888年春，伊藤博文才准备把草案公之于众。根据伊藤博文的建议，4月30日，天皇成立了枢密院来审查、批准草案，并约定宪法颁布后，枢密院继续作为将来解释宪法和就国事向天皇提供建议的咨询机构。枢密院由天皇任命的12人组成，实行终身制，允许内阁成员出席枢密院会议。伊藤博文把枢密院视为居于内阁之上的重要机构，他辞去了首相一职，成为首任枢密院议长。事先取得伊藤博文同意后，枢密顾问官对他的宪法草案作了小的修改。例如给予议会提出、讨论和表决法律的权力，然后就在议长的宪法草案上盖上了同意的印章。“伊藤宪法”，如报纸所称，现在已准备好向天皇进献它的最后成果，以便天皇陛下可以将其赐予日本人民。 公民道德和国家意识形态 当执政者走向立宪政体时，他们力求阐明政治的正统学说，推进理想的公民道德，以便把1871年前就存在的分散在各地的大约300个藩的居民，转化为绝对忠于新政权，联结在普遍政治价值观核心周围的“国民”。伊藤博文及其同人有理由关注这一问题，因为文明开化时期的乐观主义促使许多日本人赞同新政权。但是如果执政者不能令人信服地树立新君主立宪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他们几乎无法指望改革的成功。因此，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有意把一些意识形态和公民理想结合起来，使普通日本人能理解年轻政权策动的逐步发展的政治安排，并为他们自己谋取在明治时期的新日本社会中有意义的位置。 每一个执政者对于合适的政治伦理的建立似乎都要做出点个人贡献。伊藤博文曾经满怀憧憬地说起一种平静的、温顺的、诚实的、勤奋的，乐意为了邻居牺牲个人利益的“普通人”，他说他们是“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绝好材料”。对井上毅来说，他倾向于把忠诚和爱国心作为公民的要素，没有这些美德就没有国民的团结，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完成。山县有朋当然坚信井上毅的观点，同时他也坚决反对在政治领域中反对派政治团体所追求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威胁着要把为了进步所做的一切努力淹没在不和、分裂和混乱的汪洋大海之中。 执政者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后，决定将天皇作为正统政治学说的核心，正如他也是新政治制度的核心一样。